終于，開始砸“鐵飯碗”了

一

這些 " 人口小縣 "，打響了第一槍。

據澎湃新聞報道，人口小縣機構編制改革已在湖南湘西州古丈縣試點推進，并且官方明確提出此次改革試點是為 " 優化政務服務效能，減輕財政供養壓力 "。

(資料圖片)

作為湖南省人口最少的縣，古丈縣只有 14.3 萬常住人口，GDP 總量僅為 35 億元，屬于名副其實的人口小縣，且以少數民族為主，是集 " 老、少、邊、窮、山、庫 " 于一體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其實，湖南古丈縣并非率先吃 " 頭啖湯 " 的縣域。

過去幾年，山西婁煩、河曲、榆縣等 6 縣率先進行機構改革，多個行政部門被撤并精簡，部分事業單位編制被縮減，部分縣域縮編人數超過千人。

隨后，湖南、安徽、青海等地迅速跟上。

日前，安徽省委編辦在回復網友留言時表示，已在全省范圍內選擇了 4 個常住人口較少的縣（區）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

而在西部地廣人稀的青海，作為全省人口總量最少、機構編制規模最小的果洛州瑪多縣，常住人口只有 1.54 萬人，GDP 總量僅為 3.6 億元，同樣拉開了機構改革試點的大幕。

據統計，在全國 2000 多個縣域單位中，人口在 20 萬以下的多達 400 多個，其中 5 萬人以下的袖珍縣（市）有 80 多個。

據瞭望新聞周刊調研發現，這些人口小縣，絕大多數都存在共同的難題：

財政供養入不敷出，財政支出主要依靠轉移支付；財政供養人員比例欠合理，存在人浮于事的現象；事業單位 " 小、散、弱 "；部分機構設置、運行體制等與縣域高質量發展需求不相匹配 ……

因此，人口小縣，除非因為自然條件所限，或者肩負特殊的區域戰略乃至國家安全使命，否則都有可能成為機構改革試點的對象。

二

人口小縣改革，為何越來越緊迫？

作為人口大國，全國共有 2843 個縣級行政單位，除去 977 個市轄區，還有 1800 多個縣和縣級市。

這些縣，大則如全國百強縣之首的昆山，GDP 總量超過 5000 億元，常住人口超過 200 萬人，或如作為戶籍人口第一大縣的安徽臨泉縣，全縣人口多達 230 萬，一縣堪當西部地區一些地級市的水平。

與之對比，一些縣域人口只有十來萬乃至幾萬人，最低的只有 1 萬人左右，且在人口大盤見頂的背景下，還面臨著自然人口負增長與年輕人持續流失的雙重困境。

雖然人口大相徑庭，但在如今的行政架構下，無論是 10 萬人口小縣，還是百萬人口大縣，行政部門、事業單位總量不會相差多少，縣直事業機構動輒一兩百個。

換言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不管大小，只要是縣級行政區，就得配備相應的機構和事業單位，同樣需要供養規模龐大的編制人員。

極端情況下，個別袖珍縣城，全縣人口只有幾萬人，財政收入只有數千萬人，但行政機構與事業單位卻多達 100 多個，財政供養人員更是多達 6000 多人。

且不說財政轉移支付是否有必要且可維持，人口與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嚴重失衡，本身就會帶來巨大的負擔。

更何況，當外界風險越來越大，挑起經濟大梁、承擔轉移支付重任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也開始面臨著增長的不確定性，遑論靠著轉移支付維持正常運轉的人口小縣？

所以，人口小縣改革就由此而來，" 提高行政效率 " 是長遠追求，而 " 減輕財政供養壓力 " 則是直接目標所在。

三

這一次，真的動真格了。

作為最早進行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的山西省，多個縣域編制被縮減，連領導崗位也沒那么多了。

忻州市河曲縣，36 個黨政機構精簡為 22 個，135 個領導職數精簡為 114 名，186 個涉改事業單位整合為 40 個，1964 個事業編制核減為 659 個。

太原市婁煩縣，全縣 9 個縣委機關減少至 6 個，26 個政府部門降至 16 個，133 個事業單位則削減了 29 個。

呂梁市石樓縣，改革后，全縣黨政機構減少了 37.1%，事業單位減少了 31.1%，行政事業單位科級職數減少 11.8%。

就連人口最少、行政編制最少的青海瑪多縣，也在有限的空間內，極盡壓縮之能事。

據悉，機構整合后，瑪多縣黨政機構將由 25 個精簡為 20 個，事業機構由 31 個調整優化為 28 個，主要執法隊伍由 5 支精簡為 1 支，"4 人以下局 " 減少 8 個。

不過，精兵簡政說得容易，但刀刃向內，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機構改革何以順利推進？

山西提供了一個務實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些縮減的編制人員，要么提前退休，要么下沉到基層，或者 " 退三進一 " 方式慢慢消化，每退休 3 名人員才能增加 1 名新人。

不過新的問題在于，當編制人員的 " 鐵飯碗 " 被打破時，一些地方政府會否轉向編外人員來補充不足？

這是不得不警惕的。

四

種種信號表明，城市正在從大擴張模式，轉向 " 收縮 " 模式。

正如國民經略創始人凱風新書《中國城市大變局》所剖析的，國際大環境的變化，經濟高增長時代的遠去，人口基本面的見頂，土地財政的轉向，地方債務問題的出現 …… 都決定了收縮時代的到來。

無論是超大特大城市，還是收縮型城市，抑或普通縣城、鎮街，都不能再隨意擴張了。

過去幾年，輿論場中甚囂塵上的西安合并咸陽、武漢合并鄂州、鄭州合并開封，太原合并晉中、寧波合并舟山、深圳合并莞惠、汕揭潮合并的傳聞，如今都已悄然淡去，這在《這些省會的擴容合并夢，徹底沒戲了？》一文有詳細論述。

與此同時，國家層面先是提出 " 慎重撤縣設區 "，隨后升級為 " 慎重從嚴把握撤縣（市）改區，嚴控省會城市規模擴張 "，最近又升格為 " 嚴格控制撤縣建市設區 "。

而對于人口持續流失的收縮型城市，官方部門更進一步明確：穩妥調減收縮型城市市轄區，審慎研究調整收縮型縣（市）。

這意味著，一些區縣，或者要通過機構改革重塑自身，要么面臨拆分合并，部分區縣的 " 消失 "，或許并非危言聳聽。

無論如何，轉變慣性的增長思維，走向 " 瘦身強體 " 之路，既是城市發展的必然，也是個人面對不確定性的不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