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掌摑事件”，這些疑問待厘清

近日，成都鐵路公安局針對一起案件的“互毆”認定引發網絡關注。

處罰結果公布后，立刻引起熱議，輿論近乎“一邊倒”地支持該女子不要和解，要復議。

(資料圖片)

5月8日，司法部微信公眾號“中國普法”發文表示，此事還有一些疑問需要厘清，以讓公平正義能被大家看得見、聽得懂。

一、什么是互毆？

實際上，該案之所以引起廣泛討論，關鍵還是在于警方給予該案性質的認定——互毆。

通常認為，“互毆”即相互斗毆，是指參與者在斗毆意圖、傷害故意的支配下積極實施的互相侵害的行為。有學者將互毆區分為真正的互毆和非真正的互毆，前者指雙方事先約定的相互攻擊行為，后者則非基于雙方事先約定，也是司法實踐中對其與正當防衛作出區分的難點所在。

另外，聯系聚眾斗毆罪的相關規定，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互毆”的概念。根據《辦理聚眾斗毆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聚眾斗毆罪是指拉幫結伙，人數一般達三人以上，有聚眾斗毆故意的互相斗毆的行為；通常表現為報復他人、爭霸一方或其他不正當動機而成幫結伙地斗毆，往往造成嚴重后果。具有“互毆”故意是構成聚眾斗毆罪的基礎，嚴重互毆可能升級為聚眾斗毆，構成犯罪。

二、如何區分正當防衛與“互毆”？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正當防衛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通常認為，構成正當防衛需滿足起因條件、時間條件、主觀條件、對象條件、限度條件等五個條件。我國民法典也明確規定，“因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事實上，“互毆泛化”問題存在良久，盡管理論與實務界作出了諸多改變的努力，將案件認定為互毆而否定正當防衛仍是司法實踐的慣常做法。對此，今年3月，最高檢與公安部聯合印發《關于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作出了進一步規定。

《意見》明確提出“準確區分正當防衛與互毆型故意傷害”，并指出，“因瑣事發生爭執，雙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發打斗，對于過錯的一方先動手且手段明顯過激，或者一方先動手，在對方努力避免沖突的情況下仍繼續侵害，還擊一方造成對方傷害的，一般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察案發起因、對沖突升級是否有過錯、是否使用或者準備使用兇器、是否采用明顯不相當的暴力、是否糾集他人參與打斗等客觀情節，準確判斷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意圖和行為性質。”

三、該事件能否認定為互毆？

具體到此次事件，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澤剛認為：一方面，從互毆的認定角度而言，欠缺認定依據。

其一，案發起因乃“熊孩子”在高鐵上的吵鬧、踢椅背等不良行為，對于這種不滿8周歲的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孩子，其監護人應當擔負預防和制止不良行為、進行合理管教的監護責任。

其二，家長方對沖突升級具有過錯，從對孩子在公共場合的不良行為監管不力，到被指責后率先辱罵他人，再到直接動手打人，每一次的矛盾升級點都在于家長方。

其三，家長方作為有過錯一方“先動手”，且以多欺少，采用當眾掌摑的過激手段。

其四，女子言語冷靜，且待工作人員來了后便坐下，體現了其在努力避免沖突。

另一方面，從正當防衛的認定角度而言，答案則應是肯定的。

女子正是在“熊孩子”家長動手后且其后繼續舉起水瓶意圖攻擊時反擊，反擊行為具有避免自己受到進一步侵害的主客觀性，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女子的行為具有被動性和防衛性，不同于互毆行為的主動性與不法侵害性。

專家：“各打五十大板”合法不合理

事實上，像這種非惡性的，危害小的事件，警方一般會建議雙方進行和解，和解后不一定會進行行政處罰。但行政處罰一經下達，相關信息會在公安機關的系統內登記，而且這個違法記錄是伴隨終身的。

該案件中，孩子在公共場所吵鬧、撞擊前排乘客椅背的行為其實是孩子家長監管、教育不到位，可以被認為是有錯在先。在受擾乘客（也就是該事件涉事女子）提出不滿而制止時，孩子父母不但沒有正確引導、教育，反而出口辱罵、動手打人，如此行為也著實讓人難以認同。這也是輿論對該案件認定、處罰結果不滿的重要原因。

金澤剛認為，案件已經引起廣泛討論，有關機關更應嚴格依法界分、對相關行為作出準確認定以及公正處罰，“各打五十大板”與過于注重和解的辦案思維或許合法，但絕對不合理，不利于鼓勵人們勇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與建設法治社會的要求相悖。

金澤剛稱，寬容反擊者，是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在司法實踐中應當明確，適度反擊不屬于互毆，不應給予反擊者處罰。 該事件的處置結果或成為懲治“高鐵鬧”“機鬧”事件的風向標，賦予更多人站出來制止不良行為、不法侵害的勇氣，以及維護自己和他人合法權益的決心。

總之，“女子遭掌摑還手”被認定為互毆，如何讓公眾信服，也許還要厘清一些疑問才行。

來源：中國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