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看熱訊：「行走河南·讀懂中國」定鼎河洛：鄭州雙槐樹考古新發現見證華夏文明起源脈絡

【來源：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廳_媒體互連】

鄭（州）、洛（陽）地區位于河南省中西部。自舊石器時代起，人類先祖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不息。考古學家在這里相繼發現了百余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和上千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層層疊壓、連續不斷的文化遺存書寫著鄭洛古地悠久的歷史，訴說著這里曾經的輝煌。在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歷史長河中，地處“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區有著重要地位。《史記》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考古學發掘也印證了這一點，考古學家在這一地理單元中發現了夏商時期的都邑性遺址，如偃師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等。

20世紀70年代，鄭州地區接連發現多處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遺址，特別是以鄭州大河村為代表的長方形連間房基等遺跡的揭露和精美彩陶的出土，讓該區域的仰韶文化為世人矚目。因此，考古學界專家建議用“大河村文化”命名這一地區的仰韶文化。在大河村文化中，雙槐樹遺址是目前所見規模最大、等級最高、文化內涵最豐富的聚落，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新的關鍵性材料。

【資料圖】

■雙槐樹遺址鳥瞰圖 圖片來源：CFP

古國鉤沉：鄭州鞏義雙槐樹考古新發現

雙槐樹遺址位于河南省鞏義市河洛鎮雙槐樹村南的高臺地上，北依黃河，西瀕伊洛河，南鄰嵩山。這座距今五千余年的仰韶中晚期巨型遠古都邑，恰好位于伊河、洛河匯流入黃河的高臺地上，即文獻記載“居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區。這里交通便利、萬方輻輳，自古以來便是華夏文明的腹地。

2013—2020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雙槐樹遺址開展了連續考古發掘，發現了豐富的大河村文化遺存。雙槐樹遺址先后被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等，獲評“2020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發現”“2020年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雙槐樹聚落遺跡眾多，最引人關注的有三重大型環壕、夯土院落式基址、墓地、祭壇、“北斗九星”等遺跡和彩陶、牙雕家蠶等遺物。

第一，都邑兆跡：三重大型環壕。雙槐樹一帶地勢高亢，是古人從事農業活動的理想之地。遺址平面呈不規則橢圓形，有三重環壕，分內壕、中壕和外壕，將遺址分隔為三部分。內壕、中壕與外壕南半部大致平行，外壕北半部依地勢開挖。壕溝寬且深，如中壕上口寬23—32米，深9.5—10米。環壕分別通過吊橋和實土門道與外界相連。

內壕內是聚落核心區域，北端有圍墻與內壕形成閉合結構，內有大型中心居址。圍墻以南有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貴族墓地、夯土祭壇等。中壕與外壕之間有三處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和夯土祭壇。內壕與中壕距離不遠，實用性不大，但曲度高度一致，應為有意規劃，具有禮制象征。這種布局開創了夏商周時期宮城、內城、郭城制度的先河，為早期都邑城郭制度的源頭和肇端。

第二，中心聚落：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與廣場。雙槐樹聚落內壕中部發現了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面積超過5300平方米。目前暴露有三處大型院落，其中一、二號院落布局比較清晰。

一號院落位于夯土基址區西部，平面呈長方形，面積達1300余平方米。南墻偏東發現主門道，內有對稱柱子和臺階痕跡。主門道東側有門塾一座。院落內發現多座房屋，大致呈東西向。F76是一組面闊十三間、面積達308平方米的大型房屋。院落南墻外側發現與院墻同時期的大型活動面，應是廣場。從殘存門道及建筑相對高度來看，該院落可能為高臺式建筑。一號院落的發現，反映出雙槐樹社會禮儀制度的萌芽，進一步證明了該聚落行政權、軍權合二為一，同時兼有精神文化中心的功能，可能為當時的政治中心。

二號院落位于夯土基址東半部，平面呈長方形，面積達1500余平方米。院墻基槽夯筑而成，北墻基槽內有密集的扶壁柱和扶壁墻，院墻轉角均經過加寬處理。南墻偏東、東墻北端和北墻中部各發現一處門道，南門道內被門柱分為三道，形成“一門三道”結構。北墻東端外側有門塾一座。院落內未見較為完整的遺跡，但發現密集柱網，反映出較為復雜的布局與結構。發掘者認為，“一門三道”遺跡與二里頭一號宮殿建筑，偃師商城三、五號宮殿建筑以及更晚的高等級建筑門道基本一致，凸顯了雙槐樹大型建筑基址的高等級性和源頭性。

第三，權力與秩序：大型墓地與祭壇。雙槐樹遺址勘探發現1700余座仰韶文化中晚期墓葬，分為四個區域。所有墓葬均呈排狀分布，經過部分考古發掘的墓葬一區布局非常規整，墓排與墓排之間間距15—18米，墓葬均為東西向，墓主仰身直肢，頭向西，基本不見隨葬品。高等級貴族墓葬分布于內壕內，其中一座較大型墓葬發現象牙隨葬品。

祭壇發現3處，其中墓葬一區1處，墓葬二區2處。目前發掘的一處祭壇平面呈長方形，面積近260平方米。祭壇用土純凈，其上發現柱洞4個，表明祭壇上曾埋有四個高大木柱。祭壇附近分布有較大型墓葬，墓葬并未在祭壇附近直線分布，而是有意拐折避讓，應與墓地祭祀相關。這種夯土祭壇遺跡在鄭州地區仰韶文化遺址中極少發現，為中原祭祀文化和禮儀制度探索增加了新的資料。

第四，宗教與儀制：“北斗九星”與彩陶星座圖案。中心居址區大型房址F12前面發現9個陶罐擺放的疑似“北斗九星”的遺跡。房址中心發現一具頭朝門道的完整麋鹿骨架，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這種星象遺跡可與雙槐樹、大河村彩陶圖案中的太陽紋、月亮紋、星座紋、彗星紋等相互呼應，是雙槐樹先民觀察和利用天文知識的體現，而這些圖案的具體形制可能代表日、月、年等時間概念，充分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注意到天文現象的變化與農業生產活動的關系。

除此之外，雙槐樹遺址還發現大量彩陶、石器、骨器以及碳化的農作物種子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件處于吐絲狀態的牙雕家蠶，同青臺、汪溝等聚落發現的絲綢實物相互呼應，充分證明了5300多年前的鄭州地區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農桑文明形態。

綜上所述，雙槐樹遺址是一處經過精心規劃和布局的聚落，各功能區結構清晰、主次分明，反映出強烈的組織協調性。中心居址、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夯土祭壇和墓地大致分布于同一直線，反映出雙槐樹聚落已經初具中國早期宮室建筑的特征。基于此，北京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認為：“雙槐樹遺址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尤其是其社會發展模式和承載的思想觀念，給我們呈現出古國時代的王都氣象。北斗九星及諸多凸顯禮制和文明遺跡的特點，也為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襲和發揚，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主根脈有望追溯于此。”

“河圖洛書”：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

雙槐樹遺址除揭露出各類大型遺跡外，還出土了豐富的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從中可以窺探其文化面貌與內涵。

第一，文化分期：各時期陶器的特征。發掘者將雙槐樹遺址出土陶器分為五期：第一、二期分別為裴李崗文化和廟底溝文化時期，第三至五期為大河村文化時期。根據目前發表的兩篇關于雙槐樹和灘小關區域簡報，結合鞏義瓦窯嘴和鄭州大河村等遺址的發掘資料，可大致歸納出該聚落各時期陶器的特點。

第一期遺存主要以雙槐樹遺址和瓦窯嘴遺址為代表，陶器以夾砂紅陶和泥質黑陶為主，紋飾有細繩紋和少量的刻劃紋、戳刺紋等。器形典型有盆形鼎、束頸鼓腹罐、折肩壺、圓腹壺、三足缽等。

第二期遺存以雙槐樹遺址和1992年發掘的遺存（灘小關區域）為代表，陶器以泥質紅陶為主，夾砂紅陶、泥質灰陶和泥質黑陶次之，普遍采用慢輪制作技術。陶器燒造火候高，質地堅硬，器型規整，器表打磨光滑。彩陶發達，彩繪顏料常見黑彩、紅彩和白彩，兼用黑、紅兩色。彩繪主要施于腹壁或口沿上。彩陶圖案有條帶紋、渦紋、弧形三角紋、垂弧紋、圓點紋、網格紋等。器類豐富，主要有小口甕、深腹罐、曲腹碗、斂口曲腹缽、小口尖底瓶、鼓腹罐、鏤空器座等。

第三期，陶器以泥質陶最多，夾砂陶次之。陶色以紅陶或褐陶為主，灰陶次之，黑陶偶見。制法以手輪兼制和輪制為主，陶胎厚薄均勻。器表以素面為主，紋飾有弦紋、附加堆紋、劃紋、鏤空、線紋和少量繩紋。器型繁多。鼎類器有罐形鼎、盆形鼎和釜形鼎，罐類器有深腹罐、折腹罐、直腹罐、帶流罐等，盆類器有鼓腹盆、折腹盆、斜腹平底盆等。其他有圓肩鼓腹甕、直壁小平底缸、折腹鏤空豆、斂口斜弧壁缽、小口圈足壺、雙連壺、圈足碗、斂圈足杯、大口尖底瓶、小口束腰尖底瓶、束腰器座等。該時期是雙槐樹遺址文化最發達的時期。

第四期，陶器以泥質和夾砂灰陶為主。紋飾仍以弦紋、附加堆紋為主，但比例減少，繩紋、籃紋明顯增加。彩陶逐漸減少，鼎類器以罐形鼎、盆形鼎為主，鼎足增加較多三棱足、方形足等，另見少量斂口鼎，外壁飾籃紋+附加堆紋。罐類器流行飾繩紋、籃紋、附加堆紋的折沿深腹罐。其他器型有圈足豆、觚形杯、尊形杯、折腹杯、筒腹杯等。

第五期，陶器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紋飾以繩紋、籃紋為主，附加堆紋亦較常見。彩陶幾乎不見。器型有罐形鼎、深腹罐、高領長頸鼓腹壺、圈足碗形豆、筒腹杯、尊形杯、觚形杯等。

第二，四方匯聚：外來文化因素分析。目前的發掘資料顯示，大河村文化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它是在本地廟底溝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而來的。

雙槐樹以及大河村等遺址的地層堆積上的疊壓或打破關系，反映出該區域大河村文化與廟底溝文化連接緊密。例如，典型陶器小口尖底瓶、罐、甕、盆、缽、碗等是廟底溝文化的經典器類，皆被大河村文化直接沿用或加以改造。雙槐樹、大河村遺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瓶、大口尖底缸、鼓肩罐、斂口甕、彩陶鼓肩缽、弧腹缽、彩陶罐、卷沿曲腹盆等與廟底溝文化同類器近同。廟底溝文化彩陶流行白彩，圖案中的弧線紋、弧邊三角紋、圓點紋、蛙紋、花瓣紋、睫毛紋、月牙紋等均被大河村文化繼承。但大河村文化在彩陶方面也進行了革新，創造了“∽X”紋、太陽紋、日暈紋、木骨紋、禾苗紋等圖案。

雙槐樹、大河村等遺址的發現還表明，大河村文化吸收了許多外來文化因素。例如，盆形鼎、折腹鼎、罐形鼎、甕形鼎、圈足豆、小口圓腹壺、圈足杯等是從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傳入的，折腹鼎、鏤孔雙腹豆、高柄杯、喇叭形杯等則吸收了屈家嶺文化的因素。這些陶器因素的出現是大河村文化對周邊先進文化因素的積極吸納與融合的有力證明，同時也是雙槐樹作為都邑文化中心，對周邊文化的吸引和匯聚的必然結果。

第三，觀象授時：考古發現的星座圖案。雙槐樹聚落出土了大量彩陶，圖案豐富，色彩絢麗，標志著中原彩陶文化達到新的高峰。彩陶以白衣為底著彩，主體圖案以黑彩和紅彩或棕彩勾勒，顯得格外清新醒目，蘊含了爽朗動人的風采。圖案母題中的太陽紋、月亮紋、六角星紋等最具特色。如彩陶罐H330：1，泥質紅陶。直口，鼓腹，平底，腹部繪出六角星紋。壺殘片標本T5⑤∶73，泥質紅陶，器表黑彩繪弧線紋和太陽紋。

《易·系辭上》云，“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中心居址區大型房址F12前面發現9個陶罐擺放有似“北斗九星”的遺跡。這種星象遺跡與六角星形圖案相互呼應，是先民觀察和利用天文知識的體現，同時也為“河出圖，洛出書”找到了注腳。

河洛古國：華夏文明的轉折與肇端

雙槐樹遺址的發掘者指出這一遺址有諸多“中國之最”，如具有最早甕城結構的圍墻、中國最早的“宮殿”，仰韶文化遺址中首次發現的夯土祭壇，“北斗九星”遺跡，等等。這些發現無疑都標識著這個時期（仰韶中晚期）的社會變革與轉折。

第一，聚落到都邑：打破向心式聚落布局觀念。裴李崗—仰韶文化早期，中原地區流行布局緊湊的凝聚向心式結構的中小型聚落，氏族是最基本的經濟單元，主導著人們的生產與生活。仰韶中期出現了面積達數十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先前以大房子為核心的凝聚向心式布局逐步瓦解。仰韶晚期，聚落規模等級化格外明顯，聚落內部不再強調氏族這一組織，社會經濟單元逐步向小型化分解，氏族地位遭到削弱，家族或家庭的作用逐步凸顯。大河村文化的聚落形態深刻反映了這種變化。

雙槐樹、大河村、汪溝等遺址的居址的發掘資料顯示，仰韶三、四、五期的房屋布局均較分散，分布于多個區域，各區房屋大致成排，但并不緊湊，反而極為松散。墓地的發掘資料顯示，各期墓地大致與附近的居址對應，墓區內的墓葬聚集在一起，盡管有些雜亂，表明氏族或大家族仍在行使著管理和約束社會成員的職能。但從方向不一的墓向來看，這種管理和約束似乎并不強烈。總的來說，大河村聚落已不再遵循凝聚向心式結構的布局，而是傾向于相對獨立的分散式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西山聚落遺址發現一處面積超過1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汪溝聚落遺址發現至少兩處面積超過2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同樣規模的房屋在大河村聚落遺址也有發現，如面積約122.2平方米的F15。根據F15室內結構推測，這類大型房屋可能為舉行某種大型活動的公共場所，類似仰韶中期的大房子。雙槐樹聚落遺址中心居址和一號院落內面積超過1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的數量更為可觀，但由于該聚落承擔著跨聚落群甚至聚落群團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這類房屋的性質和功能顯然是復雜且多樣化的。

第二，規劃與規模：文明化進程加快，古國初現。大型環壕聚落和城址的出現，是一個地區政治、經濟不斷發展與升級的結果。城墻、壕溝的修筑工程量龐大，需要協調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遠非一兩個聚落就能承擔，應是在一定社會組織能力協調和運營的基礎上完成的。

雙槐樹聚落利用壕溝內大量的土方，建起了威嚴的夯土臺基。西山聚落利用壕溝的土方筑起高聳的城墻。從雙槐樹聚落遺址“宮殿區”和西山聚落遺址城墻夯土分段、分塊、逐層夯打等先進成熟的技術以及西山聚落遺址平面形狀為圓角方形的設計，可以窺見它是在仰韶文化圓形環壕聚落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需指出的是，聚落間的資源域存在著大面積的交錯，這就需要聚落間的再分工，從而加快了該地區的社會復雜化進程。雙槐樹聚落遺址規格極高的大型房屋、夯土建筑群、版筑高臺建筑和祭祀相關的奠基甕棺葬、祭壇、人祭坑、獸祭坑等的發現，無不表明雙槐樹聚落階層分化和禮制概念的產生。這是周邊同時期聚落所不具備的，表明雙槐樹聚落的社會已經高度復雜化。聚落內部和聚落之間表現出的社會分層和等級分化極為顯著，尤其是鄭州地區，環壕或城址聚落大規模出現，拱衛在雙槐樹聚落附近，從而形成以雙槐樹聚落為核心，多個中心/次中心和中小型聚落構成的“金字塔”式等級結構，這樣的社會形態正如李伯謙所言已經可以稱為古國了。

該古國的建立是否與黃帝部落有關，還需要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深入開展。但黃帝部落與中原的關系還有一些線索值得重視。《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作為黃帝的妻子，嫘祖被尊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養蠶繅絲者，更有“先蠶”圣母之譽。《路史·后紀五》言：“（嫘祖）以其始蠶，故又祀先蠶。”雙槐樹牙雕家蠶和青臺、汪溝、楚灣絲織品的發現印證了黃帝之妻嫘祖養蠶繅絲的記載。以之為線索，或可勾勒出軒轅氏在中原地區的文明發展軌跡。距今5500—5000年間，黃帝部落定都于新鄭一帶，以中原為腹地大力發展社會生產，經濟發展水平領先于周邊其他部落。作為部落首領，黃帝文韜武略，嫘祖聰穎賢惠，他們帶領華夏民族不斷前進，推動了早期文明的快速發展。

雙槐樹這一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遺址，是迄今為止黃河流域在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發現的規格最高、具有都邑性質的中心聚落。這一階段，在河圖洛書的居中之地，聚落轉為都邑，祭祀漸成禮軌。河洛地區成為當時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中心，孕育了華夏文明，見證了文化蝶變。從古文化到古城再到古國，中華文明的脈絡逐漸清晰，河洛古國的一系列考古成果，為探討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

（袁廣闊，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

責任編輯：李辰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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